过去8年中，呈爆炸式发展的中国奶业，曾有多次建立秩序的契机，却被一一错失。最终，波及整个行业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

    9月20日晚上约7点，兰州庄园乳业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闫斌突然接到通知，质检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，全国七百多家没有卷入“毒奶”事件的乳品企业中，有135家作为代表，将与会进行“奶制品质量安全承诺”。

    他急匆匆赶到北京，原以为就是找个人带头宣誓，大家照本宣科念完了事，却没想到会上发言激烈，掌声不断。

    许多企业老总把矛头指向了奶业领域的两大翘楚——蒙牛、伊利，认为这几年来，两家公司在各地争夺奶源，导致各地乳品企业的奶源地流失。

    会议抖搂出奶业问题一箩筐。“企业超常规发展，太快了，产量非常高，但养殖建设明显滞后。行业无序发展，跑马圈地，抢摘别人的果实，没法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，大家都提出不能搞捆绑销售、低价销售。”

    本来是质检总局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会，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“声讨会”。从中午1点一直到4点多，一开始举手发言，后来没时间，大家都递条子抢着发言。“房间很热，很多老总都说从来没有坐这么久开会，一直没有动。”闫斌说。

    “三鹿只不过是行业问题的爆发点，我们要考虑的是：他们为什么要加三聚氰胺？”雪顿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达尔吉说。

    闫斌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没有出席会议。第二天，李长江引咎辞职。

    黄金时代，“已经有人作假了”

    8年前，老周贷款50万元买了50头奶牛，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。这座位于草原腹地的城市是伊利、蒙牛的重要奶源地之一。截至2007年末，锡林郭勒盟（首府锡林浩特）奶牛存栏10.8万头，奶牛养殖户1.36万户，像欣康村这样的奶牛养殖小区有74个。

    在那一年，养牛户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，全国奶牛也只有488.7万头，中国奶业方兴未艾。“当时政府大力支持养牛，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钱，买进口牛可以贷款，一头牛15000块钱。”老周回忆。

    许多业内人士认为，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只有大约10年时间。在此之前，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，并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。更早些时候，牛奶只是北方的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，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。

    数十年来，中国奶业发展一直颇为缓慢。1950年，上海开始生产光明牌奶粉，内蒙古、广州出现了乳品厂。6年后，第一届全国乳制品会议在北京召开。直到1958年，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才颁布“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”，这是最早的国家级部颁标准。1984年7月，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将乳制品工业作为主要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，列入《1991年至2000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》。

    在闫斌的印象中，那时候的牛奶叫“铃铛奶”，奶农用桶装着鲜奶，摇着铃铛走街串巷。家人买了到炉上一热，牛奶表面上就出现一层奶皮子。而奶粉则是老人和小孩的专用品。“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，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。”闫斌说，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，使得“铃铛奶”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。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“革命性”事件。

    19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。1993年，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，成立“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。1996年，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。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，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。1999年7月，蒙牛乳业成立。

    雀巢、卡夫、达能、帕玛拉特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，带来了资金、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。中国乳品企业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大规模发展。

    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。在老周的印象中，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。当时1公斤牛奶是1.6到1.75元，牛饲料也不贵，最高7毛钱/斤，草料也才2毛钱/斤。平均下来，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。如果下牛犊，还能卖四五千元。“当时在村里，牛最多的，钱就最多。不像现在，谁养牛谁头疼。”老周说。

    那时候欣康村还没有奶站，老周记得邻村有，但因为资金、设备没有到位，一直没有开张。他和其他的养牛户自己用机器挤奶，也有用手挤的。当地的乳业公司离村有三十多公里，他每天开着三轮车，载着三百多公斤奶，摇摇晃晃去送奶。“当时已经有人作假了，往牛奶里加水、加盐。”老周回忆。另一个养牛户老王记得，有些奶农的牛奶被检出不达标，“就拎回家做奶豆腐，往市场卖，有时候也自己做奶茶喝”。

    1999年12月5日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》颁布，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。随后几年，伊利、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业，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。

    “这就是一张纸，到底捅不捅破它？”

    2001年，在西安蒋家寨村，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，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。1年多后，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。

    蒋卫锁，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“奶业打假第一人”的养牛户，当时正在这个朝阳产业上踌躇满志。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。当时建奶站跟“修房子”一样简单，不需要工商执照，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，只要有资金、设备，就能开业。

    直到“三鹿”事件爆发前，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。蒋卫锁觉得，甚至更加混乱了，“像我这样不掺假的人很少”。

    当时，像他这样的奶站并不多。“主要是奶贩子收奶，再加上企业自己建点收奶。”蒋卫锁回忆说。

    2002年，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。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，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、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、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、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，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%，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。

    令业界咋舌的是蒙牛发展的“航天速度”。“蒙牛速度”成了中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故事：开创前三年，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，5年间销售额增长200倍。“那时候，我们年销售额是200%的速度递增，蒙牛是1000%多的增长，消息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，以为弄错了。”闫斌说。

    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。“当时就有人提出来，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，必定会出问题，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，发展养殖小区，加强监控。但是企业忽视了，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。”

    蒋卫锁与伊利的合作正处在蜜月期。在1年多时间里，他的奶站从最初的两个，发展到了五十多个，日收奶量从2吨多，变成了30多吨，收奶地域除了当地乡镇，还辐射到周边9个县区近百个农村。《农业科技报》报道他的新闻标题为《一个牵着牛头奔跑的人》，而他也被无序发展的中国奶业牵着走。

    2002年底，被称为“中国奶业第一炮”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呼吁重视问题。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，他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：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，还原成牛奶后，当成“鲜奶”销售；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。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。“这就是一张纸，到底捅不捅破它？”他在会上质问政府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。

    2003年初，有媒体对王丁棉的观点进行了报道，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业内幕的新闻报道。当时王丁棉还心存顾忌，担心企业矛头都对准他。“我对媒体说，多找几个人一起上新闻。”王回忆说。

    失范年代，多事之秋

    奶业的辉煌时代似乎必然走入这样的结局：2005年，蒋卫锁突然意识到：“奶太多了。”

    那年6月份，另一个事件严重打击了奶业市场的消费信心。河南电视台报道了光明乳业郑州子公司将过期奶回炉并销售的消息，光明“回炉奶”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。随后郑州市质监、卫生、工商、农业、工会共同成立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。最终光明乳业在郑州的相关负责人被免职。

    牛奶需求量几乎同时开始萎缩。2005年乳制品产量为2443万吨，增长率仅为月3%，比起2004年的25%增长率几乎微不足道，奶粉消费量下降了7.8%，液态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长。

    在陕西，伊利对奶站“限量撤点”。作为收奶大户，蒋卫锁的感触颇深。“以前是企业求奶站，有奶就是娘。现在是奶站求企业，有奶就是孙。随便一个大企业的小职工过来都可以跟你要钱，因为他可以给你多报收奶指标。”

    蒋卫锁知道有奶站主开始暗地里送钱了，他也不能免俗：“比如某大奶制品企业一个职工打电话给我说，蒋总我在这里吃饭，钱不够，借点钱。我送过去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，钱都是有去无回。”

    奶站管理依然混乱。“政府几乎没有管理，都是靠奶站老板的良心。”蒋卫锁说，“奶站不景气了，不掺假造假的奶站几乎没有利润。”

    在“三鹿”事件之后，一份发表于中国奶协官方网站上的调查报告称，目前中国奶源主要有三种：一是企业自建的规模化奶牛场，没有中间流通环节，质量管理最好，但只占总奶源的10%-15%。二是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站，奶源质量受到从业人员素质的影响，占25%左右。第三类是散养的农户，质量和卫生条件无法保障，占到了60%以上。

    在一些专家眼中，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，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抢占市场，形成了企业之间的内耗战。2004年，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就散发出了火药味。

    雪顿总经理达尔吉记得很清楚，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上台演讲，一开始照着稿子宣读，后来他把文稿合上，当着蒙牛、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，语气激动地指责“两家上市公司”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，每公斤牛奶比当地企业多一两毛钱，奶农“哗哗”地走了。“投资几个亿的基地还不如几毛钱的利润。”达尔吉也很激动。

    “当时老总们的风度都没了，冲动地鼓掌，有的拍手听不到了，直接站到凳子上拍桌子。”达尔吉回忆说。他甚至认为蒙牛、伊利两家企业的大肆扩张导致了奶源地市场混乱，是“罪魁祸首”。

    奶业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。2004年爆发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业整顿，婴幼儿配方奶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。2005年，“雀巢”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，再次打击消费市场。行业内也正在进行一场持续两年的争论：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为牛奶能否标“鲜”大打口水战，但却最终变成虎头蛇尾的闹剧。

    最后一次机会，“南京宣言”

    2007年，奶业被迫自律。6月份，各大乳品企业在南京召开中国奶业协会年会，签署发布了“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”，宣称：要推行合同收奶，反对争抢奶源，限量收奶，压级压价，拖欠奶资，切实维护奶农利益；要开展公平竞争，反对捆绑销售、特价销售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。“捆绑销售、特价销售是最直接的原因。”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说，“别的企业骂我们两大企业（蒙牛、伊利）是奶霸，他们听到就乐了，什么也不说。”几大企业在全国的促销策略让地方企业疲于应付。据媒体报道，2006年我国奶业市场的全部利润为55亿，因促销和捆绑销售造成的奶业损失高达50亿。

    关于“南京宣言”，“谁都不敢不签，但是大企业心里面都不痛快。”那达木德说。5月份在天津召开的一次行业会议上，就已形成草案。“但当时没有人在意，没想到还真的要签了。”“南京宣言”是牛奶业内去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，各大媒体都高调宣传报道，7月23日开始在北京、哈尔滨试点实行。然而从一开始，就有评论断言，不出3个月，“南京宣言”形成的价格联盟必然破产。

    7月23日这天，北京媒体刊登一则新闻《乳品销售禁捆绑逼出“末日疯狂”》，描述了一些超市里牛奶的销售镜头：“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没有赠品了。”

    然而只到了当年10月初，北京媒体就已经发现，超市里又出现了“买八赠一”、“买五赠一”的牛奶捆绑销售。“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跟进了。”闫斌说。

    促销大行其道之际，牛奶掺假造假已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。在“三鹿”事件扩展到全国时，那达木德已经料到，内蒙古可能会被波及到。“掺假造假不是某个企业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；而且不是现在的问题，而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    甚至出现了专门的“调奶师”，针对不同指标的牛奶添加配料。“脂肪低了，就加脂肪粉；细菌超标了，就加抗生素；浓度低了，加乳清粉；发酸了，就加碱面中和。”蒋卫锁说。

    在许多奶农眼里，奶业早已过了幸福时光。在“企业—奶站—奶农”的奶源模式下，奶农没有定价权。而且去年饲料价格上涨，许多奶农破产。中国奶协秘书长魏克佳在一次奶协会议上称，40%的奶农处于亏损状态，奶农大量宰杀奶牛。

    老周在2004年与其他养牛户合资成立了一家养殖公司，有近300头奶牛。去年，养殖公司就变成了屠宰场，杀了56头；今年又杀了16头。“现在到了要先杀牛再买饲料的地步了。”家家如此，他估计有五十多户奶农破产了，占村总数的六分之一。

    “三鹿”事件没有直接波及欣康村，但奶农的日子已经不好过。“现在我是在挣扎，每天挤奶没有赚钱，能赚的就是产牛犊，也就是一两千块钱。”老周说。

    今年9月7-9日，中国奶业协会年会及奶业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，会议的主题是构建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。会上公布了欣欣向荣的数据：去年全年奶牛存栏达到1300多万头，奶类总产量达到3600多万吨，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。随后在官方网站上，发表了一篇“中国奶业协会2008年会胜利召开”的消息。

    当时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没有参会，小道消息已悄悄传开。“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，大家都有预感，这个事情早晚会暴露。”一名与会代表说。

    时隔两天，三鹿公开承认，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，这个行业的“锅盖”揭开了。





来源：南方周末